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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如果对此不加以限制，也可能使行政机关借此损害相对人权利。

（三）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8期，[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5条规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务委员长的重要日常工作：（一）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

[18]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委员长会议不提出，即使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也可以进入常委会的表决程序？而是否属于重大问题、是否需要进一步研究，都由委员长会议判断吗？虽然委员长会议只是提出建议，决定法律案是否可以暂不付表决的权力在常委会，但在实践中常委会作出这个决定的方式并不一定要采取表决的严格方式，只要经常委会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即可暂不付表决。搁置满两年的就可能终止审议——是否终止审议取决于委员长会议是否报告。对于对该法律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有重大分歧意见的，委员长会议可以提出将法律案搁置，暂不列入下次常委会会议议程。紧接着第24条第2款和第25条又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均有权提出法律案，且这些法律案的审议是否列入常委会审议都由委员长会议决定。[10] 在实践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尚没有联名提出过法律案，提出法律案最多的是国务院，大约占总数的50至60％。

[7] 《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为什么要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才能列入议程？这是因为：委员长会议负责拟订常委会议程草案，有权根据常委会会议议程情况，按照需要审议的事项的轻重缓急，决定哪些事项优先列入议程，那些事项暂缓列入议程，以提高常委会议事效率。在议会机制缺失的历史背景下，君主惠赐予民众的，同样不可能是参与议会的政治权利，而是军功封爵和布衣卿相。

在索伦改革中，获取参与四百人议会权利，并有权担任城市低级官职。以此相推，克里斯特尼所求助的普通民众，应当是第三阶层。荷马的史诗形成于古希腊所谓的黑暗时期。从结构上来讲，成员拥有平等权利的议会是一个横向机制。

由于议会所具有的和平解决不同利益集团冲突的功能，雅典城邦重要的体制改革，无不伴随着议会机制的改革。作为本节讨论的结束语，非常值得一提是：在这一段时间上大致相同的古希腊和春秋战国变革之间，有一个凸出的共同点。

九世纪末期，英格兰虽然形成了一种联合（English Unification），但这个英格兰王国极不稳定，而且相当短命。从社会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议会机制缺失，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公元1066年，英格兰被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但是，从《尚书》的记述文字来看，这个盟会与西方的议会本质不同。

于公元前770年启始的春秋战国之变相比，这场自公元1840年启始的变革的最大特点，可以用三个字蔽之：外源性。根据顺天时报的报道，此次选举，具备资格的选民为42，933，992人。罗马王国的起始，也是双国王制。仅仅依靠经济模式的现代化，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也是建立不起来这个社会基础的。

这一点，从《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的和重庆市民对薄熙来执政的反应，即可见一斑。这样的社会内部，在不同阶层之间，不可能产生像不同血缘集团之间那样的平等协商关系，议会机制也就失去了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但是，从中西方的历史事实来看，一个由血缘不同的社会集团组合的共同体，可以有两种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阵营背后，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的支撑，因此，仍然不脱理论清谈之嫌。

国会议员人数定为3，045人，青年党和民社党分别获得76席与68席，仅仅分得残羹一杯，势所必然。如果把清廷主持下的咨议局和资政院选举算在内，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实行了四次议会选举。有关克里斯特尼的改革，更无相关的记载。商朝虽曾屡次迁都，根据《尚书·虞书》的记载，有五次之多。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古希腊史学界中，有不少学者否认第三阶层政治权利的增加与重甲步兵的身份有直接联系，主要论证是：其一，没有考古文献指明两者的关系。时至《周书》，周天子可以罢黜和擢提诸侯，所谓大明黜陟即是。

武昌首义，由新军发动。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社会的主体政治结构和秩序决定于血缘不同的集团之间的关系，而非血缘同源的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清廷举行咨议局和资政院选举的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之争。禹王与诸侯之间的上下主次关系，明确无疑。

古典文献中有多处记载，在雅典的贵族家族之间，常常爆发争权夺利的厮杀。皇帝最终仍然演变为华夏民族的最高之父，形同宗主。

中世纪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是世袭，而是各诸侯公国权力斗争的结果。根据近年来的考古研究，在雅典城邦所处的阿提喀地区，同一部族大多分散在不同的居住区，同一个居住区大多由不同的部族混合居住，甚至居于同一居住区的同一部族内，也大多是姓氏混杂。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国领土战争随之而起。相比之下，在春秋时期，战争以车战为主，国人是车战的主力。

两派所得选票，几乎统统由舞弊所为。面对社会基础极其薄弱的各个议会政党，袁世凯当然不会有任何顾忌。

与咨议局选举时隔仅仅三年，中国的议会选举，俨然形成了两大政治派别竞争的格局。然而，美国始料不及的是，这次换马，为美国势力被彻底逐出中国大陆，也铺垫了道路。

但是，宪法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而这个机制的前身，是七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贵人议会（Witenagemot）。

在众议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596席位中的269席。基于此，议会席位分配的实质就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没有新军的力量，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回顾西周至秦始皇的这段历史，自周武王分封分权起始，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甚至自卿大夫出，在形式上，权力由上而下分散致各国君王，乃至世卿。

这一点，有力地显示：议会机制起源的局部性。当选者绝大多数身为绅士阶层，且具有旧式功名和官场阅历。

在1927 至 1937 年间，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基本上被蒋介石铲除和抑制，共产党人尚没有形成夺权之力，中国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迫使蒋介石分权而立宪。结局如何，人人共知，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然是宪政缺失。

在王畿和诸侯疆域内，以血缘的亲疏划分居住区域和阶层，所谓国野之分即是。详尽地论证其历史原因，超出本文的范围。